“海南大开放”溯源

海南岛地处中国东南海运的要冲，海上交通自来发达。宋代以降，关于海南的海上贸易及对外开放，有了较多的文献记载。

南宋人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一书中，专列“海南”条目，对海南航线的特征、风险、祈风祭神的地点，以及海南的商品贸易、官方管理来往商船的市舶司等，都做了详细描述。

南宋大臣、文学家楼钥的《送万耕道帅琼管》一诗有云，“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说的是有从东洋的琉球、西方的阿拉伯帝国等地的商船来到海南。在《代谢知琼州表》中又说：“贾胡遥集，实为舶政之源。”贾胡，指阿拉伯商人；舶政，指市舶司。这里的所谓“舶政之源”，虽系文人的铺张之词，未足为据，但亦反映出海南在海运中所起的中继站和避风港的作用。

如今从三亚至陵水一带，仍留下不少唐宋至元代的伊斯兰教徒墓群，而历史文献上，也有东南亚各国来华公差使臣乘坐的贡船，在海南指定停泊地点的记载。这些都是阿拉伯商人以及南海各国贡船途经海南的见证。

 

 

“故俗以贸香为业”

为适应航运发展的需要，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官府曾有琼州设立市舶司之议，目的在于“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押解”。此举虽未果，但在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均有市舶”，即设有市舶司次一级的市舶务，专管来往船舶。据文献记载：

“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或万余缗（即串，通常每串铜钱一千文）；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直才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

官府征税额本以船的丈尺、大小来决定，邻近的广东高州、化州船舶载运货物价值低贱，被征之税自当沉重，因而不敢前来。基于这一情况，宋皇朝根据琼州地方官奏请，改为“用物贵贱多寡计税”。

又前文提及南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条记载：海南四郡凡十一县，“地多荒田，所种粳稌（稻米的一种），不足于食，乃以莳、芋、杂米作鬻糜以取饱。故俗以贸香为业”。岛内粮食产量不高，只能靠杂粮维持温饱，民众唯有以买卖香料等副业经营来改善生计。

海南所产之香，品种颇多，有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笺香、生香、丁香等。还有槟榔、椰子、吉贝、苎麻、青桂木、花梨木、琼枝菜、海漆、黄蜡、石蟹等产品，可供与外界相交换。其中尤以槟榔、吉贝（棉布）为主要，各地则输入盐铁鱼米等。

各地来船，首推福州、泉州。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谪居海南，欲渡海北归，他说：“必待泉人许九船来才可。”观此，则泉州许九的船只每年都来海南。海南既然“俗以贸香为业”，泉州来船，除购香外，主要是购买槟榔和吉贝等物，他们运往海南的商货是“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

海南米粮素来不足，自宋初“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输运以给足本州公私之用”，即需动用两广地方部队运粮入岛接济。有宋一代，海南米粮多仰赖高州和化州。一旦高、化商船不来，便有粮食匮乏之忧。为此，在神应港（今海口港）设有渡船，与对岸的雷州半岛徐闻沓磊驿相往来，又可从琼山烈楼港与徐闻那黄渡对开船舶。两地交通来往密切，而且半天即至，一天可往返。

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李崇矩移驻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他到雷州半岛对岸“往来皆一日而渡，随者亦无恙”。渡海比以前省时多了。而五代以前，渡海多乘“舣舟”，这种船没有便风是难以过琼州海峡的。因等候便风之故，往往要耽搁十多天，甚至一个月。

宋王朝对雷、化二州与海南岛往来的船只管理严格，发船要“请引于广州舶司”，也就是有许可证才能启航。

由于要取得广州舶司之“引”，来回往返，十分费时，因此元丰五年（1082年）广西转运使奏请，“乞令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虽未获肯定答复，但显然管制得到了放宽。可见随着沿海航运的发展，官方政策也作过相应的改变。

 

“北船不到米如珠”

海南岛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热带经济作物次之。如前所述，宋元时期，岛内粮食奇缺，粮牛靠大陆的雷州、化州地区由海安等渡口运来补给。苏东坡曾有“北船不到米如珠”的感叹，可见对大陆米粮仰赖之殷切。

自宋代开始，东南海上形成较大规模的粮食运输航线，直至明代，粮食仍是这一航线上运送的常见商货，而海南岛的米粮需求是重要的一部分。

明朝的时候，因有47万移民迁入，劳动力增多，粮食产量稍有提高，又引进高产作物番薯，所以“米谷虽不多于高雷，然岁不太荒，亦不取资于彼”。居民口粮基本上在岛内自作调节。故乡谚有云“东路槟榔西路米”。

牛也无须输入了，据明朝人张天夏《皇舆考》记载，黎峒（黎人乡村）“牛羊被野，无冒领者”。连明太祖朱元璋都派人到海南买牛了。正德年间（1506～1521年），粤西的肇庆、新兴等地“客贩岁货牛于琼，以给广左右”。

手工业方面，海南以棉麻纺织品较为先进，棉花种植比大陆早。上海松江地区之所以在明代成为我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同黄道婆于元代从海南岛传入翁贝语族群（即临高语族群，以前曾认为是黎族）妇女先进的纺织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海南运往大陆的商货以木材为主，因其质量体积，甚具有水运的意义，其余如香料等，其质轻，需要载运的舟楫是很有限的。琼山籍的明代中叶著名文臣丘濬（1420～1495年）的《送琼郡叶知府》一文中云：“琼郡自昔号为乐土，而以易治闻于天下也，旧矣。……奇香异木，文甲之产，商贾贸迁，北入江淮闽浙之间，岁以千万计，其物产饶也。”又云，“海口，是为港门，帆樯之聚，森如立竹”。

由此可见，木材等海南商货的水运，已远达闽浙江淮间，且舟楫往来颇为频繁。又因海南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自海口港至广州，乃至明初的南京之间，官方的水运亦显重要。

 

“南洋贡道 伴护通夷”

海南岛孤悬海外，遥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明初，设琼州府统辖全岛，划归广东布政司属下。岛内能够通航的河流，大致有南渡江、万泉河、龙滚河、太阳溪和陵水溪等。各河之间，取海道可以彼此相通。

而海口的神应港位于琼州府治北十里，不仅是岛内就大陆各地往来水运的中心，还有三亚、陵水海岸的泊口，也是南海各国朝贡贸易船舶必经之地，它们以这些被指定的停泊点作为避风港和补给站。

神应港是海南全岛主要的港口，此港原不大通舟，多有风涛之险。古人曾有诗云：“鲛人频揭水，蕃舶每胶泥。”反映出港口条件之恶劣。北宋熙宁（1068～1077年）中，琼帅（经略安抚使）王光祖曾经开凿，未获成效。淳祐八年（1248年）因飓风的作用，冲激掀沙，形成良港，因此之故，易港名“白沙”为“神应”。入元之后，闽浙商舶依然纷至，神应港贸易持续不衰。至元三十年（1293年）于此设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负责按照市舶条例征税，直到至大四年（1311年）才被罢革。

在海南岛西海岸的昌化（今昌江县）城西有贞利侯庙，“商船祈风于是”。在东南海岸的万安军（今陵水县）城东，亦有船主都纲庙，“舶舟往来，祭而后行”。可见海南岛不少港口商船云集。

明初，凡有起运课科、进献方物、统辅番贡、伴护通夷等情况，往往由海南卫所派战船直驶南京，或伴护通往东南亚各国朝廷派遣公差使臣前往交阯（今越南北部）、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等国，或这些国家来华朝贡的贡舶，均须途经海南。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万州千户祝德威统解朝贡品暹罗象只到南京；宣德四年（1429年）“前所百户项贵领军随内官通暹罗”，即所谓“伴护通夷”。

当时南海诸国之船是迂回经海南东岸北上广州的。崖州的望楼港、毕潭港及陵水县的桐栖港，皆有“番船泊于此”的说法，表明贡船和营商的番船可以寄港之意。万州东南海面上的独州岭（大洲岛），据文献记载，“南海诸修贡道，视此为准”。但回程也有经过琼山的，海口府城就有暹罗使臣黄坤普伦所建的“柔远亭”。

海南岛作为中国与南海诸国交通的中心点，商舶来往不绝。万州连塘港门有番神庙，祭祀中忌猪肉，显然是受伊斯兰教影响。是时，海南与日本也发生了贸易往来。有明一代，倭寇犯海南达20次，其中固然多为半商半盗的中国沿海居民所为，但也不乏日本的海商。

 

“海商”翘楚通南北

明代前期，海南的成功商人，当以明代中叶名臣廖纪所出身的廖氏家族为杰出代表。据文献记载，原籍海南陵水的廖纪，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是海南历史上两位进入朝廷权力中枢的一品重臣之一（另一人即丘濬），其父祖“商于东光”，即因商而寄籍东光（今属河北沧州）。

自唐代中叶以降，大运河是南北水路大通道。在长江以南，经鄱阳湖、赣江、章水，穿大庾岭道下贞水、进北江，可抵广州，此水道经常承担海洋贸易商品在内陆的输送。而东光正是华北平原南运河上的商业重镇，廖氏家居东光县河西码头，乃贩运高值奢侈品必经的商业要冲。

明初，国内长途贩运的商品，较多是供给京师统治阶层，以及江南和运河两岸的富户所消费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消费的日常用品，还没有大量进入跨区域市场。况且东光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贾，是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到此地经商的。

廖纪的堂兄廖从盛曾自海南专程 “驾舟乘风省于东光，又友其弟于官署”，可看出其家族的经济实力。因此行单程路途费时非数月不可，往返费用当属不菲，他还在京城堂弟的官署盘桓了一个多月。按海南本土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唯有富商大贾才具备如此经济能力。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廖氏家族堪称明朝海南第一代“海商”的翘楚。

明中叶以后，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愈加频繁，兴贩范围更为广阔，他们前往南海弧形沿岸各地从事经营活动。有的还留居当地，蕃衍子孙，与土著居民一起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开辟荒野，为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大量华侨社团在这些地区后来居上，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主体。

到了十六世纪，西方商业殖民者利用坚舰利炮占据马六甲，进入南海区域，才改变了华商主宰南海贸易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南商人从此退出南海市场。清康熙年间曾任广东省高明县令的知名文人钮琇在《海天行》中，就记述了明代海南籍大清官海瑞的孙子海述祖造船出海贸易的传奇事迹。

书中说，海述祖造了一艘长28丈，桅高25丈，可张24帆的海舶，于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海贸易，“获赀无算”（赚了很多钱）。海述祖在海上遇飓风，被卷入龙宫，龙王征用其船运贡品到天庭，因念海述祖是忠臣后裔，允其随船上天。他饱览琼阙仙山，绛楼碧阁。从天庭回到龙宫后，同伴都变成鱼怪，唯他得以生还。这一故事，虽富有神话色彩，但所描述的扬帆出海、上天入地的情状，正是海南商人冒险、开拓、进取精神的生动写照。

 

巨龙之“眼” 俯瞰南海

入清之后，在南海地域，海南商人日渐受制于西方殖民商人，有时不得不为之作短程运输，陷入附庸境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不屈不挠，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萍聚雾散”等方法，勉力抗衡。例如，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我国出南海贸易的海船有315艘，其中有93艘小船 ，就属于海南商人，这93艘船中有50艘是开往暹罗的。

近代以来，泱泱中华，国势衰微，备受列强欺凌尤甚。据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允开琼州为商埠，任由美、日、英、德、法等国商船和商人进行经济侵略。但海南侨商仍不甘任人宰割，于宣统元年（1908年），成立华暹轮船公司，从事海上航运。清末时期，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潘拉克、西贡、盘谷、顺化、赤隆、金峰等地，均设有海南华侨会馆。时至今日，还可看到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遗存：新马泰等国的许多政要，都是海南人的后裔；海南人在新加坡人口中约占7％。

过去百余年间海南商人的代表，当首推文昌人宋耀如。少年时他跟随养父远渡重洋，历尽艰险，到达美国波士顿。但他并不贪图养父安排的稳定生活，为了追寻梦想，宁可放弃遗产继承权，决意从养父的丝茶店中逃出。他先到缉私船上服役，继而入圣三一学院（后称杜克大学）攻读。188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返归故里，立志报效祖国。

宋耀如起初在上海以传教士的身份活动，并借机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后转行经商，出任洋行买办。他利用在洋行中学得的商业新知，投身市场经营，很快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后来慷慨解囊，以积攒的资产赞助革命，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培育的三女一子，成了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关键人物。

有堪舆学家说，海南与台湾是龙的双眼。中国作为东方龙，正是以海南岛这只锐利的“眼”注视着“亚洲的地中海”——南海。300多万海南籍华侨，也主要分布在这一片广袤的区域。随着南海开发的不断加深，“海上丝路”的重现生机，拥有千年海洋贸易历史的海南岛，所占据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必将越发重要。